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：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

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，然后就“你想涨，想涨就能涨”的。

进入2015年后，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，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，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“黔驴技穷”。无论是中国、日本还是美国，“流动性陷阱”似乎成了“通病”——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，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、提升通胀。

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(G20)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、24日在成都举行，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。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，要用尽一切工具，结合货币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，以实现强劲、可持续、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。

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，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，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，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。此外，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。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，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;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，放松管制，促进竞争，推进金融部门改革。

货币政策“颓势”显而易见

7月21日，欧洲央行召开自英国公投脱欧后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。结果，欧洲央行选择按兵不动，维持三大主要利率、QE购债规模(每月800亿欧元)不变，这与英国央行的表态如出一辙。此前，全球央行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纷纷表示出扩大货币宽松的意图，眼下却纷纷选择观望。

今年以来，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，M1(狭义货币)和M2(广义货币)数据间的“剪刀差”不断扩大，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，这令中国企业的“流动性陷阱”备受关注。甚至有学者表示，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%的必要性正在下降。

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，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，相比之下，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。

无独有偶，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，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、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。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。例如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包括降低企业成本、扩大社会需求、改变供需两弱局面，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。

盛松成认为，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，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。截至2014年底，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，与当年 GDP的比为39.2%;中国企业税负较重，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，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。2013年，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.8%。

“经测算，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%，甚至更高水平(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.1%，2015年为3.5%，首次超过3%)。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，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，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。”盛松成说。

美法财长谈结构性改革时都提及中国

楼继伟23日在G20会议上表示，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、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。

法国经济、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·萨潘24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结构性改革是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，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手段，G20国家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。结构性改革，各国都不一样，不应该泛泛而谈，而是聚焦于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产业，都应该有具体措施。比如，中国钢铁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比较有代表性。

他表示，结构性改革有一些优先的领域，比如贸易和投资、劳动力市场、基础设施、财政的可持续等。此次会议也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，如就业率、劳动生产率等。

对于具体的结构性改革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·卢在G20会议期间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，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，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，“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，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，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、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其实，中国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效显著。例如，此前国有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，且大量债务得到政府刚性兑付。然而，新的大环境是，政府希望打破刚兑现状，鼓励通过市场化处理债务问题。

数据统计显示，截至6月30日，国内债券市场今年上半年发生42起债券违约事件，其中8只债券由担保人代偿。此外，还有29只债券发出兑付风险警示。一系列数据远超2015年全年。

G20会议期间，当被问及“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”时，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，“help but not bailout!”(中文意为“援助但不兜底”)

“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，当出现系统性风险，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，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，”楼继伟强调，“这是纳税人的钱，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，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。”

楼继伟同时表示：“政府不能不作为，而作为就是预防，即宏观审慎监管。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，尤其是‘太大而不能倒’的金融机构，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，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。”

税制改革创新也被寄予厚望

除了合理运用财政空间，税收也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。在各国期望从结构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寻经济复苏的出路时，税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。

楼继伟23日表示，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。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秘书长古利亚(Angel Gurria)也认为，税收政策是G20结构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税收政策能够推动劳动参与率，提高对劳动力的投资，推动平衡区域的差异和国内的差异。

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，举办了税收高级别研讨会。多国财长都表示，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。

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，当前双向资本、人力、服务、贸易流动越来越频繁，稳定的税收制度，无疑能产生更广泛的双向互动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。

雅各布·卢则表示，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资中，特别希望税收政策发挥辅助作用，这就需要对税制进行革新。“应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，而不只是看短期效应，要打破国家之间的税收‘壁垒’，这需要通过G20合作机制，去引领税收改革，更好推动和加强对竞争性刺激的影响。”他说。

新加坡副总理、财政部长尚达曼建议降低收入税，“甚至可以尝试对一些特殊群体，比如贫困人口征收一种特殊所得税，即负所得税，因为税率与其实际收入密切相关，可以激发其劳动积极性。”

对于尚达曼的建议，唯一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国学者——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表示，一些国家尝试的负税率是把所得税和社会福利补助制度结合，对于那些实际收入低于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家庭或个人，按一定比例付给所得税。具体到四川，他的团队主导的“劳动收入奖励计划”，在提升就业率、增加家庭劳动性收入、提升家庭消费等方面效果不错。

甘犁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税收政策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手段，实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对于增加就业、促进消费、拉动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数据显示，在中国小微企业对GDP贡献度约为30%，提供了2.37亿个就业岗位。